有评论文章指出，中国遇到的最大障碍还有，中国资本和产能的输出，往往遭致西方社会尤其美国的“关切”。中国对非投资被视为“新殖民主义”——这是批评；亚投行则引起美日排斥，这是忌惮。中国“一带一路”走出去的战略步伐，可以说蹒跚前行、举步维艰——这多拜美国的掣肘。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。
“一带一路”战略是中国带给这个世界的宏大叙事。有人称为这是中国版的“马歇尔计划”。
果然如此吗？说对了一半。
虽然都是资本的输出，但美国目的性更强，除了帮助战后欧洲盟友恢复经济，也是打造意识形态同盟。更要者，欧洲对美“马歇尔计划”具有主动诉求而非美国被动强推。
中国“一带一路”，主推资本和过剩产能，是经济战略。而且战略所及国家和地区，范围广阔，涵盖不同类型的文明和国家。相关国家也是基于后危机时代的利益考量，对于中国资本有何乐而不为的想法。
由于没有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趋同性，相关各国对“一带一路”战略表现随意，而且受美国影响较大。尤其是美国盟国，既要中国资本又要看美国脸色，因而中国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看上去热闹，但在推行中充满不确定性，甚至有中途中断情况。
到目前为止，“一带一路”战略还是停留于机制准备阶段。即使是吸引欧洲背叛美国、让美日尴尬和惊诧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（AIIB），57个创始成员国在签约时也少了7个国家。其中，就包括了和中国有岛屿主权冲突的菲律宾和马拉西亚，以及在中美两强间摇摆观望的泰国。虽然这只是技术因素，相关国家国内审批时间存在时间差，年底AIIB正式运行应无问题。
至于和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相关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“丝路基金”，这两项高达1400亿美元的庞大资金计划似乎进展不大。刚刚在俄罗斯乌法闭幕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，又设立了防范金砖国家金融风险的外汇储备资金池。但这些由中国出大头的资金，目前都没有进入实质性运用阶段。
中国资本真得是多得用不完？未必。
最新报道显示，截止今年第一季度，中国外债高达1.67万亿美元，虽然低于相关大国但也存在一定风险。另一个例子也说明中国未必不差钱，中国网络网慢价贵引起了李克强总理的重视，要求具有垄断特色的三大运营商提速降费。三大运营商反应迟钝不说，给出的理由是硬件建设跟不上。中国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的主要目的是推进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。本国最重要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缺陷，“安外不安内”让人看不懂。
再者，AIIB57国资金规模只有千亿美元。可日日本自启炉灶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就达1100亿美元。固然有日本抗华的因素，单从中国一直未停要求美日加入AIIB的努力看，日本财力并不比中国弱。而且日本在操作国际金融贷款方敏比中国更有经验。AIIB要成为世界银行（WBG）那样的全球性金融机构，还真的需要美日的加盟。
再看中国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的成效。
如果说墨西哥高铁项目的流产，是由于墨西哥国内政治斗争所致，那么中日两国在泰国高铁项目竞争中则凸显中国竞争力的硬伤。就技术言日本新干线技术成熟，中国高铁发生过重大事故；就融资言，日本给出的条件更加优惠。权衡利弊，泰国选择了日本高铁项目，中国只是获得了稍低层次的动车合同。中日泰国高铁项目的博弈，凸显中国产能和资本输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。中日在印尼的高铁项目竞争激战正酣，印尼已经交与第三方对中日高铁进行综合评估，鹿死谁手还未见分晓。
至于在印度在俄罗斯的中国高铁项目，即使双方达成协议，要执行乃至达到最后的受益，依然不明朗。
因而，李克强总理一直推进的中国高铁外交，目前尚未达到预期。作为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，也折射出中国“一带一路”战略推进的复杂性和艰巨性。
至于中国在一些国家开展的投资项目，如希腊的海港、缅甸的水电站，也会行为政府更迭而发生变化。花了冤枉钱，但是达不到资本和产能输出的目的，这对美国的“马歇尔计划”言，简直难以置信。这也凸显，没有意识形态认同和政治影响力配合的资本输出，投入产出比很难预估。这是中国“一带一路”战略面临的现实尴尬。
中国遇到的最大障碍还有，中国资本和产能的输出，往往遭致西方社会尤其美国的“关切”。中国对非投资被视为“新殖民主义”——这是批评；亚投行则引起美日排斥，这是忌惮。中国“一带一路”走出去的战略步伐，可以说蹒跚前行、举步维艰——这多拜美国的掣肘。
除了中国产能和资本输出遇到的坎坷，中国军火出口也遭遇麻烦。
如今，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的第三大武器出口国，但从土耳其购买中国红旗9导弹的功亏一篑到刚刚泰国所购中国三艘潜艇（价值10.6亿美元）合同的流产，都有美国因素的存在。前者是北约成员，美国不允许北约国家土耳其向共产主义中国购买武器；后者则是美国的东南亚盟国，美国更不愿意泰国在亚太动摇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。
中国“一带一路”战略要走得坚实有力，既要确保资本和产能的有效输出，更要保证较高的投入产出比。而这，必须借鉴“马歇尔计划”的经验，而且要和美国维持相对和谐的双边关系。
但这正是中国暂时无法破解的难题。
（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，本文观点不代表署名机构立场）
